正规配资平台app 寻马记｜山西马文物见证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错

马年之际，由澎湃新闻与红双喜集团马利画材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报道《寻马记》，从上海出发，到天山之下，长安城外，中原大地，齐鲁海滨……寻找中国文物与艺术中的马——寻找那份奔腾不止的生命力与澎湃的精神。

走进山西博物院的主馆与青铜分馆，可以看到车马坑的浩荡雄风，也可看到小巧玲珑的西周晋侯玉马。而从北朝前期的蒙古陶马到北朝后期及隋代时期的西域马匹造像中，可以看到山西地区的民族交融与发展。

山西位于黄土高原的东侧，素有“表里山河”的美誉，北有野马驰骋的天然牧场，南有家马耕作的沃野良田。从青铜时代的车马礼制，到丝绸之路上的驼马商队，再到战场的金戈铁马，在山西这片土地上，马不仅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和军事装备，更是与人类相伴相生的重要伙伴。山西博物院藏品研究部文博馆员王瑞告诉澎湃新闻，“在山西，马见证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错与碰撞。更重要的是，马在民族交融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从大型车马坑到迷你玉马

在山西博物院主馆与分馆的展墙上，可以看到关于晋侯车马坑的介绍。这是目前发掘的西周时期最大的车马坑，比秦始皇兵马俑还早600余年，彰显着2800年前晋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文化底蕴。这一车马坑发掘于临汾市曲沃县曲村天马遗址晋侯墓地，分为马坑与车坑，车坑内共有48辆车，马坑内可数出的马为105匹，均为真车真马。

山西青铜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分馆）展厅

西周晋侯车马坑文献图

车马殉葬制度，是中国古代贵族下葬时用车马器或真车真马随葬的一种制度。在山西博物院分馆山西青铜博物馆中，观众则可以看到车马坑实例——赵卿墓车马坑。该车马坑的年代要向后移一些，为春秋时期，内含有46匹蒙古马，是晋阳古城建立者赵鞅的“战马天团”，强大阵容尽显其开疆拓土的戎马人生。

山西青铜博物馆展厅，赵卿墓车马坑中的马坑

山西青铜博物馆讲解员李美娟告诉记者，“赵卿墓位于太原市金胜村，经考古证实，墓主人是赵鞅。墓葬东北侧陪葬有曲尺形大型车马坑，由车坑与马坑两部分垂直交汇组成，面积达110平方米。陪葬车16辆，整齐排列，其中有一辆为圆舆车，应是墓主人乘坐的。马坑南北长12.6米，东西宽约3米，深约4米，内有马46匹。”

山西青铜博物馆展厅，赵卿墓车马坑中的车坑

展板上呈现的赵卿墓圆舆车与方舆车示意图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车马坑是当时礼乐文明的载体，更是晋国尊王攘夷、屏藩王室的实力见证。这一习俗从商代晚期开始，历经西周、春秋、战国、秦，直到西汉之后逐渐消失。可以说，车马坑是中国古代礼制发展演变过程的一个见证。

与车马坑的大体量完全相反的是博物院主馆内的迷你文物——西周玉马。这一玉马是西周贵族专属陪葬珍品，高仅5厘米、长7.7厘米，巴掌大小的玉马，出自曲沃县北赵晋侯墓地63号墓。玉质温润泛黄，双勾阴线勾勒出细腻肌体线条，兼具写实与装饰之美。这一小马神态乖巧灵动，没有大型马文物的威风凛凛，却凭 “袖珍精致感” 戳中萌点。

西周玉马，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文博馆员、公众服务部讲解员刘琳告诉记者，这一玉马来自晋国第八代晋侯晋穆侯的次夫人，在800余件随葬玉器中，这件小马能够被珍藏于随身小盒内，足见其心头所好。

王瑞则说，“这是该出土文物中唯一的一件玉马，在山西地区是很少见的。它不仅雕刻优美，还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马的观察，是一种艺术源于生活的体现。同时，这一玉器为研究西周时期的玉器制作工艺以及丧葬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北朝民族融合中的马文物

汉代以后，山西地区成为连接草原与中原的桥梁地带，也成为多民族融合交流的地带。刘琳说，“这些文物也反映出山西地区成为民族融合主要的地带之一。在山西北部，有个地方叫做马邑，曾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马养殖场地，也曾发现了大量的汉墓。”

山西博物院主馆“民族熔炉”展厅现场

在山西博物院主馆的“民族熔炉”展厅里，出现了不少与马形象有关的文物。例如，汉代的“犬马相斗带饰”是北方草原动物纹饰常见题材，作搏斗或撕咬状，是草原民族日常生活和文化面貌的反映。边上，展示的是马纹带扣，马身做成了马扣，马尾勾回，与马头相连。

汉代，犬马相斗带饰

南北朝时期，从大兴安岭南下的拓跋鲜卑族结束了中国北方16国的割据混战，建立起了统一的北魏，定都平城（今大同）。如今，大同宋绍祖墓葬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不少与马有关的陶俑。其中，甲骑具装俑为一大亮点。所谓“甲骑具装”，是指人马均披戴铠甲的重装骑兵形态，现于东汉，后在北朝时期尤为流行。马匹身上的彩绘有些褪色，但依旧能感受到马穿着厚重的铠甲，马身上的骑兵也是穿着厚厚的铠甲。据悉，这些铠甲的总重量超过100斤。这种战马是当时战场上的重装坦克部队，是军事上非常重要的武装形式。甲骑具装俑边上则是一排鸡冠帽武士俑，亦是宋绍祖墓出土。武士头上的帽子叫做鸡冠帽，是鲜卑族传统的服装特色。

展厅现场，宋绍祖墓葬出土的甲骑具装俑

展厅现场，宋绍祖墓葬出土的一组鸡冠帽武士俑

在另一组展柜里，观众可以看到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陶釉马。与宋绍祖墓的陶俑不同，司马金龙墓墓出土的陶马已经有了釉陶的烧制技术，看上去光彩熠熠。其中，一匹釉陶马右前蹄抬起，这一动态源自古代舞马表演。王瑞说，“这也说明早在北朝时期，舞马艺术就已盛行，直至唐代达到活跃期。”

展厅现场，司马金龙墓出土的陶釉马

一匹右前蹄抬起的釉陶马（局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展柜中的马匹比宋绍祖墓出土的陶马来得高大。而到了在北朝晚期，太原北齐娄睿墓出土的陶俑里，马匹的个头、比例变得更加协调了。刘琳告诉记者，这可以看作是马的血统在不断进行改良的过程。“山西地区的马匹是蒙古马血统，它们的个头并不是很大，肩高约在1米3到1米4之间。之后，山西地区也在不断引入西域的优良马种，不断进行血统改良，最终形成唐代的矫健高大优雅的马匹形象。”当然，除了血统的优良提升之外，北齐时期的生活方式和艺术表现更加追求个性化和艺术化，因此马匹形象逐渐脱离了过去矮板、写实的特征。

展厅现场，娄睿墓出土的陶马与驮马

在北朝时期，山西是当时的军事重镇。其中，尤以北齐为最，其政权起兵于晋阳（今太原），是别都所在，有非常精锐的骑兵驻扎在此。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北齐的贵族墓葬中出土大量的骑兵俑、侍卫俑等。

展厅现场，一组甲骑具装俑

隋代的“混血马”

在“民族熔炉”展厅尾端，则有一件体量庞大的文物——隋代虞弘墓汉白玉石椁。1999年，这一汉白玉石椁被发现于太原市王郭村，出土有墓志、俑等各类随葬品。它的外观呈仿木构三开间、歇山顶式殿堂建筑，由长扁方体底座、中部墙板和歇山顶三大部分组成。墓志上有“大隋故仪同虞公墓志”9个篆字，以及200多个隶书志文和楷书铭文。

隋代虞弘墓汉白玉石椁

墓主人虞弘，字莫潘，粟特族、西域鱼国尉纥驎城人。13岁任柔然高官，代表柔然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国，具有协调与沟通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才干，是粟特人中优秀的外交家。出使北齐时，留居晋阳。

虞弘墓石椁的四周布满精美的浅浮雕，其中就含有马元素的狩猎图。浅浮雕中的马是典型的西域高头大马，非常矫健，肌肉刻画写实有力，人物形象则包括突厥人，粟特人等。这些图案均源于波斯与中亚诸国的文化特色。比如，一些马的尾巴，被编织成蝴蝶结，是典型的波斯风格装饰。浮雕上还刻有翼马形象，长有翅膀，无腿，以尾巴内卷的艺术形象作处理。据说，这一形象可能是作为墓主人所信奉的宗教里的神灵图形。

隋代虞弘墓汉白玉石椁中雕刻的马

隋代虞弘墓汉白玉石椁中雕刻的翼马

这一墓葬是我国第一座经过科学发掘、有准确纪年并有着完整丰富中亚图像资料的墓葬，成为“20世纪百大考古重要发现”。墓内出土的汉白玉石椁、彩绘浮雕等，以浓厚的异域风情，鲜明的文化特色，高超的艺术水准和重要的历史价值。而石椁上的西方与东方元素，说明山西在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热点地区。

记者了解到，在新春之际，山西博物院将常驻展厅的马搬至新春特展“相马——马文物特展”里，通过近200件山西出土的马文物，追溯马与人类共生的文明轨迹，深挖马的文化象征意义。博物馆还在青铜分馆推出了“马舞新春——丙午马年全球生肖文化大联展”，以130余幅精美图片，跨越古今，全景解读马在自然、历史与艺术中的多元形象。